透明思考


Transparent Thoughts


  1. 丰富多彩的2014年

    又是一年过去了。以前每年会许愿,前年许了几个很朴实的愿望,去年在忙乱的旅行之间完全忘了这茬。现在开完了今年最后一个大会,在即将进入假期的状态下回首这一年,才发现,哇,真是做了很多事啊。

    今年出书了。不是什么正经的主题,一本拉杂闲谈的流水账。才三十几岁就写回忆录这样合适吗?不光别人会问,我自己也为这个纠结了好久。不过想来想去,这些故事要是不写下来,一些平凡人做过的平凡事大概就会被历史彻底遗忘了。怀着不管怎样至少为历史留点记录的想法,终于还是把书出了出来。然后惊喜地发现,居然还真有人喜欢这些故事呢。

    今年开始读MBA了。没有文凭这件事,不管怎么嘴硬,它困扰我十多年了。今年终于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说起来,下这个决心还是去年登乞力马扎罗的时候。以前也不是没想过读个MBA,每次都是说“好忙啊等忙过这阵儿再说吧”。去年看着乞力马扎罗就想:现在要是不去的话,也许一辈子也去不成了。然后一边登山一边想这事:以后也会一直这么忙吧,那么要是现在不开始读书的话,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开始了吧。于是从坦桑尼亚回来,就立即报名、交钱。第一年学过来,成绩平平,每个module都顺利通过。再坚持两年,我也是有文凭的人了。

    今年大半时间都在乌干达,其间做了一些真正对人有用的软件,特别是为抗击埃博拉做了一点贡献。这周在华盛顿参加全球移动医疗峰会,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个软件。我跟肖然说,如果我做的软件能挽救哪怕一个人的生命,我觉得比我之前做过的所有项目加起来都更有价值。今年思想变得越来越左倾,越来越想为那些穷苦的人、受压迫的人、被忽视的人做点事。想帮助更多人,随便要我做什么都成。

    今年到目前为止读完了56本书,第57本大概在明天的飞机上就能读完。IT技术相关的书读得越来越少,开始读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特别是那些关于社会的不公正的著作。渐渐地学会了用一个连贯的左翼视角看待世界各处的种种问题,美国的黑人被杀、加沙的轰炸、巴西的占领运动、非洲的困境与抗争,等等。今年遇到了很多同志,增长了斗争的勇气。

    今年把身体练得很好。体重降了十公斤下来,早上能轻松地到纽约中央公园跑个十公里。每天早睡早起,健身上瘾,吃东西有节制。很高兴找到了和自己的身体友好相处的方式。

    明年有什么愿望呢?明年大概希望做几件事:

    1. 全球医疗领域继续深入,折腾出一点动静来。
    2. 在中国让更多的同事参与到用技术推动社会变革中来。
    3. 继续保持和改善跟自己友好相处的状态,身体和心理都是,放松,愉快,不拧巴。

    就是这么简单了。2014年过去了,我想我会一直记得它。


  2. 于我而言的阶级自杀

    Walton医生突然问我:你是为什么对社会的不公有那么多愤怒?我想了一下,说,大概是跟我的家庭出身有关吧。

    我家来自平山机械厂,三线建设时候从北方迁到重庆山沟里的一个国防厂。从我记事时起,这家厂已经军转民生产摩托车。那个时候工人阶级的待遇很好,而且不光是物质待遇,工厂里有自己的学校、电影院、商店、篮球场,厂里的工人多有舞文弄墨能歌善舞身怀一技的人才。坐落在山沟里,四周都是川黔交界地区“地无三尺平”的农村,拥有三千职工、一万家属的工厂不仅是周边农副产品的最终消费处,而且是一个区域性的文化辐射中心。像我父母一样的工人阶级,在那个时候是条件相对优越并且很受尊重的。到90年代初期,虽然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我父亲还是会提笼架鸟,还找一位当地的书法家写了一幅字勉励我发奋读书。

    1992年对于很多深圳人来说值得纪念,对于重庆人同样值得纪念。从重庆针织总厂破产开始,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在重庆这个老工业基地带来的是一波接一波的破产、兼并、重组和下岗。另外一面,市场化让工人阶级突然之间发现他们的工资变得捉襟见肘了。1995年我到城里上高中,我父亲从厂里停薪留职,借高利贷买了一台大货车开始跑运输。我母亲45岁内退以后也开始给父亲帮忙。直到2001年我正式参加工作,他们才终于把车卖掉,正式进入退休生活。

    那段时间是我家最困难的一个时期。我上高中的前两年,为了方便父亲找活也为了离我学校近一点,一家人几乎是居无定所,租过几个不同的地方住。父亲运的是长安铃木产的奥拓车,一个超长超宽超高的大货车上装8台奥拓,一路运到北京广州上海。那时高速公路很少,而且各地都在修路,一趟北京单程要开七天。为了方便出城,装车都是在晚上,半夜装好车上路,一天一夜才能开到湖北利川。两个司机搭伴,饿了吃方便面,困了在大货车上躺倒就睡。这是个很辛苦的活路。后来我自驾经过娄山关拍了几张公路转弯的照片,我父亲看一眼就知道具体是哪个弯角,因为开着超长超宽的大货车每过一个弯都不是件轻松的事,他就这么一个弯一个弯地挣出了我高中和大学的学费生活费。

    我偶尔会帮父母干点活,装车的时候帮着拉下篷布,换轮胎的时候帮着拿撬杠拧螺丝。大部分时候是不用我干活的。十五六岁长身体的时候胃口很大,吃不上什么好东西吃饱还是没问题的。回想起来,经济条件的变化只是一个方面的影响,社会地位的变化也很重要。虽然我家没有落到贫穷那一步,但是亲眼见证一个大厂由欣欣向荣到破落衰败,听到周边农村的父母教育小孩“不好好读书以后就只有去平山厂当工人”,心理上的落差是对我产生了影响的。

    曾经厂里的宣传口号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可是当像我父母一样的工人阶级真的献了终身,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飞涨的物价、学费和医疗费。“先富带动后富”的口号于我从来都缺乏吸引力,因为让先富起来的人开上小车的代价就是我父亲多年积劳留下的腰椎间盘突出和慢性胃炎。有一次我和同事争论薄熙来的功过,我说你根本不可能说服我,因为你讲的都是书本上的大道理,我讲的是薄熙来刚下课我父亲的退休工资就被砍了60块钱。

    所以,当我自己成了中产阶级,我在内心深处是有负罪感的。我想这是我所有愤怒的源头。即使是透过一双不成熟的眼睛,亲眼看到了工人阶级经历的变化,我会本能地感到那些纸面上漂亮的经济学理论有什么地方不对。我会不由自主地去想那些生活艰难的人,就像想起我父母的艰难一样。我没有办法对这些人这些事视而不见。当我的能力不足以为他们做点什么事的时候,我就会感到格外愤怒,归根结底是在气自己。

    1998年我高考结束,我父亲开着超长超宽的大货车到学校门口来接我,那时候我觉得无比自豪,这车比我同学们家里的轿车拉风多了。所以我本质上还是个工人阶级的子弟。Roy说ThoughtWorker们需要阶级自杀,于我而言是回归本来的工人阶级。


  3. 山外又一山

    (《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讲的是Paul Farmer医生在海地以及其他贫穷地区行医的故事。读完这本书以后我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他选择了用最艰难的、自我牺牲的方式去拯救那些贫穷者、被压迫者、被忽视者。你甚至都无法嫉妒他。他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你时刻提醒自己,不管你做了多少,你都还做得不够。以及,无论如何,你会感激这个世界上有他这样一个人存在。”本文内容是摘录书中部分对我触动最深的片段。)

    Farmer医生写过一本书,《Infections and Inequalities》。传染病,尤其是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着重提及的结核病和艾滋病,不仅仅是身体的疾病,更是社会的疾病。贫穷者也是传染病最大的受害者。

    这个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为什么选择在海地这个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免费行医?Farmer医生说,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自我牺牲,但也可以说是一种解决内心矛盾的方式。“我向这个世界出售我的服务,但有些人买不起,我对此感到内心矛盾。你会感到矛盾,因为你应该感到矛盾,‘逗号’。”——Farmer医生用“逗号”代表了逗号后面跟着的那个词,“asshole”。

    海地的中央高原地区曾经很贫穷。然后美国用国际援助和军队给海地带来了一个民主的政府和艾滋病,然后他们变得更贫穷。一部分国际援助被用于修建水电站。水电站修好了,住在首都太子港的美国人和海地中产阶级有了源源不断的电力。而水坝淹没了中央高原地区的农田,农民被迫耕种山脊上的小块田地。然后当邻国多米尼加爆发猪瘟的时候,美国担心猪瘟威胁本国养猪业,于是要求海地与多米尼加一起杀掉了所有土生猪,并事后补偿给农民衣阿华农场饲养的猪。这些农场养大的猪在山上根本无法生存。于是海地农民又失去了他们的猪。第二年,由于失去了一切额外收入来源,小学入学率急剧下降。感谢美国博爱的国际援助。

    关于什么是人人生而应有的基本权利,Farmer医生说:“干净的水,医疗,学校,食物,铁皮屋顶和水泥地板。”2000年阿里斯蒂德连任海地总统,联合国认为一个人连当十年总统是不民主的,于是他们中止了对海地的国际援助和贷款。“有时候我会想,也许脑子有问题的是我。”Farmer医生这样评价,“不让人得到干净的饮水,不让小孩上学识字,不让这个国家重建公共卫生体系,也许这一切都有它好的一面。但我还是觉得,发疯的不是我,是做这些决定的人。”

    然后,面对患病的穷人,这个世界说,治疗他们太不“经济”。Farmer医生在中央高原地区治疗结核病患者,他和他的同事们会步行几小时山路就为走访一个结核病患者,确保患者按时吃药、有钱吃饭、房子能遮风挡雨。他们得到了100%的结核病治愈率。有人会说“你不能要求每个医生都像你这样工作”,Farmer医生说,他的回答是“Fuck you”。知识分子们坐在空调开得太足的玻璃办公室里谈论针对贫困地区的病患使用“适当的技术”。“你知道‘适当的技术’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富人用好东西,穷人用狗屎。”Farmer医生这样评价。

    Farmer医生说到“WL”——白人自由主义者——会谈论穷人的一种方式:他们很穷,但他们很快乐。对此,Farmer医生说:“他们会友善地微笑,他们很有幽默感,但这是跟‘快乐’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现在世界银行的行长Jim Kim早年跟Farmer医生一道在海地行医。有人问他,你凭什么把你的病人叫做“穷人”,他们并不这样称呼自己。Kim答道:“好啊,要不叫他们快死的人怎么样?”

    年轻的中产阶级大学生们去海地(以及其他若干贫穷的地方)做志愿者,并且半真半假地希望融入本地社区。Farmer医生的评价是:“穷人不想要你看起来跟他们一样。穷人想要你穿西装打领带并且给他们带来食物和水,‘逗号’。”

    在贫穷国家,患耐多药结核(MDR)的病人通常会死,因为变异的结核菌对一线药物产生抗药性,而二线药物又太贵。Jim Kim说:“幸亏结核病是空气传播的。”——否则有钱人会任由结核病患者自生自灭,没人有动力去推低药品价格。在Kim全力推动之前,这种缺乏动力到了如此的程度:生产二线抗结核药物的几家厂商垄断市场收取高价,没有其他厂商尝试低价打入这个市场,甚至几乎没人知道相关的专利早都已经过期多年了。相信自由市场会自动消灭垄断的人应该来解释这个现象。

    而在“自由”的对立面。古巴的平均医生密度全世界最高,几乎有美国两倍。话说回来,美国糟糕到了什么程度?波士顿的传教山社区婴幼儿死亡率高于古巴。纽约的哈林区5到65岁男性死亡率高于孟加拉。哈佛的一位教授说,斯堪地纳维亚国家提供了一个既保障优质公共医疗又保障政治自由的例子。Farmer医生说:“他们是在管理富裕,我们是在管理贫穷。在管理贫穷这方面,海地是个坏典型,古巴是个好典型。”

    这个世界的各种不对的事,Farmer医生认为最根本的是抹去了具体的人、具体的痛苦。“我惊讶于人们如何可以不关心、抹去、忘记。”可能这是他一直不脱离一线临床实践的原因。“没有临床工作,我什么也不是。”他这样说道。PIH曾经花费两万美元用专机把一个患鼻咽癌的儿童送到波士顿治疗。有人问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Farmer医生说:“你为患者做任何你能做的事。如果是我自己病重,我不会觉得这个做法不合理。”但是两万美元本来不是可以用来干很多别的事吗?“比如用来给医生开工资。‘天,我的薪水就有五倍于John需要的专机费用,而我才29岁’——如果你这么说出来,你听起来就像个asshole;而如果你说这两万美元可以花在别的地方,你听起来就很深思熟虑。这是哪儿不对了?我说不清。我发现很难在不冒犯某些人的前提下把这个道理讲明白。”

    “如果你说走七个小时去看两家病人不值得,你就是在说他们的命不如别人的命重要。而认为有些人的命不那么重要,是这个世界上所有错误的根源。”又一整天的跋山涉水以后,Farmer医生说,“谈到公共卫生,很多人说家庭、村庄、社区、城市、国家。首先是病人,一个一个的病人,治疗病人的时候,你才会学到怎么治疗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也许整个世界。”


  4. DHIS2:穷人的大数据

    为乡村医疗工作者、乡村教师以及其他类似的深入边远基层的工作者设计IT系统时,数据采集、上报和分析是一类常见的需求。比如说,各个村的村医统计新生儿人数,或者各个村的教师统计学龄儿童人数,然后由村到乡、由乡到县、再到市省乃至全国逐级上报;某个中央机构(政府或者NGO)可以获得全国的分析报表,可以从各个维度分析,可以深入某个行政区域查看具体情况,等等。

    DHIS2正是为这种情景设计的软件工具。虽然名字来自“地区医疗信息系统”(District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但DHIS2不仅是一个医疗信息系统,而是一个通用的数据采集、上报、分析和可视化平台。这个开源的软件平台在设计之初就针对低资源地区、基层工作者的特点,目前在46个国家(大多是贫穷国家)部署应用,堪称“穷人的大数据”。

    DHIS2有几个最大的亮点:

    1. 丰富灵活的数据模型。
      DHIS2有一个灵活而且通用的数据模型,这个数据模型的核心是基于数据元素的采集。当管理员把需要采集的数据元素配置到一个数据集中,这个数据集就会呈现为一张表单,用户就可以用这张表单采集不同时间、不同组织机构的数据。在这个简洁的核心之上,管理员可以给数据元素设定若干不同的维度,从而获得丰富的信息供分析之用。

    2. 完全RESTful的数据上报接口。
      DHIS2提供完全RESTful的数据查询/提交接口,从而使前端采集数据的软件不必依赖DHIS2。比如说,你可以开发自己的移动应用,允许用户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进行日常操作,有网络联接时自动将数据同步到DHIS2服务器。由克林顿基金会资助,尼日利亚的医疗物流管理系统就是这么做的。

    3. 多样的数据分析和呈现方式。
      DHIS2提供了基于转向表的分析支持,让数据管理员可以很轻松地定义各个不同维度的分析。支持各种不同形式的报表当然就不在话下了,都可以在可视化的报表定义工具中定义,而且还有准备好的地理信息支持。如果自带的报表呈现形式还不够好,同样可以通过RESTful API得到报表背后的数据,然后自己做呈现。

    根据与克林顿基金会无国界医生等组织合作项目的经验,DHIS2很好地满足了基层采集数据、逐级汇总上报、统计分析、决策支持等常见的数据需求,并且很好地平衡了简单性和灵活性,使得低成本开发高质量的国家级数据管理系统成为可能。


  5. 浅薄:通向被机器取代之路

    (本文系《浅薄》的书评,发表于《商业价值》“周末荐书”栏目)

    阿兰•图灵于1936年发表的论文不仅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指出了计算机的边界:这个世界上有无穷多的问题是计算机不能解决的。这一发现在哲学层面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其使用价值,因为它实际上是在论断:人的思想无法被计算机取代。

    不过严格说起来,这个论断的成立还需要另一个前提条件,即那些计算机不可计算的问题,人脑是可以解决至少其中一部分的。而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中指出,这个前提条件正在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而变得岌岌可危。计算机仍然不能解决那些不可被计算的问题,然而我们自己却在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人类独有的那部分思想优势。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日益普遍的注意力涣散。互联网以海量、碎片化信息的方式鼓励注意力的不断跳跃,现代人更是主动迎合这种信息输入的方式,各种快读、速读、碎片化阅读的技巧层出不穷。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显示,我们的大脑能以很快的速度调整神经元之间的联接方式,从而使思维获得远超进化论水平的灵活性。现在,在微博、微信、Instagram……持续不断的塑造下,我们的大脑正在调整成一种适应碎片、拒绝长时间聚焦的联接方式。

    不断跳跃的信息输入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出在信息的存储与处理环节。卡尔引用一系列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讲述一个事实:和计算机的磁性存储介质不同,我们的碳基大脑无法记住所有事。大脑负责短期记忆(也叫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的区域是完全不同的,信息需要在工作记忆区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大概两三个小时),才会被转到长期记忆区。短期记忆区容量非常有限,而长期记忆区几乎有无限容量。于是,当我们跳跃地、碎片地接受海量信息的输入,各种各样的信息不断地在短期记忆区来来去去,统统都没有进入长期记忆区,结果我们忙忙碌碌一天发现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学到。同时扑面而来的信息又让我们感到越来越焦躁,愈发迫不及待地去吸收更多的信息,从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比起无法存储信息,更糟糕的或许是无法处理信息。老师会说“课上学的知识课后要好好消化”,这个“消化”的隐喻恰如其分地呈现了大脑处理信息的过程:左脑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处理长期记忆区中的信息,构建出一个思维体系,供右脑在其上进行逻辑思考。缺乏连贯深入的信息获取方式,使得左脑构建的思维体系破碎凌乱,于是对信息的使用也随之变得浅薄。这样的案例俯拾皆是:看着微信朋友圈里几位每天专注转发心灵鸡汤与爱国热血文的亲友,我仿佛看到了用几个关键词搜索推送的RSS频道,于是除了屏蔽朋友圈更新之外也别无他法了。

    正如布林约尔松和麦卡菲在《与机器赛跑》中所说,在一个计算机能力日益强大的时代,人类独特的竞争力在于情感交流与创新。然而适应于时代的、碎片化的信息输入方式不仅会使我们的思想缺乏深度而失去创造性,而且让我们失去深入的主观情感判断,甚至陷入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虚无主义。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自我增强的困境:机器不仅在取代人类用浅薄的思想可以做的那些工作,而且还将更多人的思想变得越来越浅薄。马克思说劳动者异化成劳动的工具,而这一次的异化更可怕之处在于:浅薄的思想无法意识到自身被异化。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无法抗争了吗?

    在这本《浅薄》中,卡尔并没有多谈如何与浅薄化的趋势抗争,但抗争的方式已经呼之欲出。重新夺回主动的第一步在于阅读。我们需要学会隔离永不停息的信息大潮,停止浅尝辄止的、信息采集式的阅读,回到书籍时代的深入阅读,通过思考把信息组织到一个完整的框架或体系中,花时间进行这个反思和组织的过程,使信息以及你为它组织的框架能被转入长期记忆,使其孕育出深刻的、创造性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作为读者的你现在把眼光放在“周末荐书”栏目上,这就是人类拒绝走向浅薄、拒绝被计算机取代的希望所在。

    (文/熊节,ThoughtWorks咨询师,致力于用IT技术塑造更加公正和美好的社会)


  6. 书评:与机器赛跑

    (本文发表于《商业价值》2014年7月刊

    住在悉尼市郊的黛茜今年37岁,在一家保险公司的呼叫中心工作。过去10多年里,她的这份工作做得很平稳:每天按时上班,接起顾客打来的电话,不管是询问投保条款还是咨询理赔事宜,她都能对答如流。接起电话,按照烂熟于心的产品手册帮顾客解决问题,听到顾客说“谢谢”然后挂上电话,这份工作让她觉得一切井井有条。所以,她没想到自己会被公司解雇。

    黛茜不是唯一被解雇的员工,她和几十个同时被解雇的呼叫中心的同事所怀有的疑问也绝非罕见:当经济形势已经从前几年的不景气中逐渐恢复,自己的雇主还宣布斥资数亿澳元建设IT系统,为什么自己还会失业?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份数据显示,从2008年起,以人均GDP为指标的美国总体经济已经开始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复苏,然而以家庭收入中位数为指标的“普通人收入水平”却仍在一路下滑。事实上,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尽管总体经济大势仍然保持上升,美国的普通家庭收入却呈现下降趋势。宏观经济的繁荣没有带来绝大部分普通人生活的改善,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奇特的景象。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与机器赛跑》的作者们认为,答案是机器——尤其是计算机——在取代普通人的工作。经济的繁荣不再与高就业率相关,因此普通人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人类与机器的竞赛并非自今日始。据说19世纪有位叫约翰·亨利的铁路工人不服自己的工作被蒸汽机取代,于是要求与蒸汽机比赛往岩石里打桩。结果亨利赢了比赛,却因为心力衰竭丢了性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尝试跟机器比拼体力。正如《与机器赛跑》的两位作者所说,这是一场人类赢不了的比赛,计算机终将取代大多数现在仍由人类完成的工作,而人类必须学会与计算机协作并发挥自己的特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机器赛跑》这个标题译得并不十分贴切,因为作者讲的并不是如何“赛过机器”,而是如何“与机器组队配合赛过其他队伍”。

    两位作者指出,人类的特长在于复杂的、涉及情感的交流,以及复杂的模式匹配和创造性的思维。然而与一些乐观主义者不同,两位作者并不认为人类自然而然地就会具备与计算机协作所需的那些能力——从日常生活中我们就能看到,信息碎片化、深度阅读与思考的失位、电脑和手机对人际交往的侵入……信息技术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在潜移默化地弱化人们进行复杂交流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阴谋论者简直可以就此写一篇科幻小说,谈论觉醒的硅基生命如何逐步奴役人类了。

    在较短时间内让绝大多数普通人具备与机器协作的能力,教育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两位作者也表达了他们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忧虑。

    首先,教育必须给人们传授那些非机械化的、非重复性的、涉及情感与创造性的技能,因为只有这些技能才是不可被机器取代、因此在下一个时代仍然有效的。以中国人常引以为豪的数学教育为例,现在学生们从课堂上学到的多是“执行算法”的能力而非“设计算法”的能力,而前者恰好是计算机的长项,后者才是人类可能与计算机展开合作的领域。诸如此类的教育思路与方式若不及时改变,在一两代人之后人类被机器广泛取代绝非危言耸听。

    比起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更严峻的挑战是教育的不均衡与不平等。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知识偏向型的产业革命:掌握必要知识与技能的人与机器协作如鱼得水,不具备这些知识与技能的人则连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被剥夺。教育的不均衡与不平等则会加剧阶级的分裂并使阶级固化——看着城市里的孩子在接受英语电脑人文艺术全面覆盖的素质教育,乡村小学和农民工子弟校却仍在为语文数学课犯愁,这种阶级分裂与阶级固化的迹象已经近在眼前了。

    是以,尽管讲的是美国的事情,尽管看来还有点科幻色彩,这本《与机器赛跑》绝非离我们千里之外的天方夜谭。与机器的赛跑已经全面展开,而这场竞赛究竟会以何种方式落幕,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认识与行动。


  7. 认识不平等

    (本文发表于《商业价值》2014年6月刊

    像很多同龄的业余经济学爱好者一样,笔者对经济学的认知是从《国富论》和“看不见的手”开始的。种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科普书籍给了我们一个乐观的印象:只要把自由市场落实到底,整个社会就将欣欣向荣,包括最底层的人也会因为涓滴效应而获得福利的提升。眼看着自由市场在全球——包括中国——逐步深化,似乎“蜜蜂的寓言”即将成为现实了。

    除了一件事:最底层的穷人们似乎没有如期望的那样获得福利的提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中指出,自由市场让社会的不平等变得更严重了。

    自由市场的拥趸会争辩说,即令结果不平等,一个自由的市场给所有人公平的竞争机会,因此结果的不平等只是反映了不同人的天资以及——尤其是——后天努力程度的区别而已。斯蒂格利茨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客气一点不说它是刻意歪曲事实,这种观点顶多也只是一种幼稚的想象。当贫困的人群无力负担医疗、教育甚至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所谓“公平的竞争”从何谈起?硅谷常被视为科技时代“美国梦”的圆梦之地,可是硅谷的创业者绝大部分是名校毕业且家境优渥。那些上完大学就得为了还助学贷款拼命打工甚或根本上不起大学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的梦又要到何处去寻?

    在所有冰冷的数据背后,斯蒂格利茨提出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一个社会的正义与善?单以经济而论,何者是最当被优先考虑的指标:平均收入(也即收入总量),收入中位数(也即普通的人收入),还是最贫困人群的收入?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议,只有当最贫困者、最苦难者的处境有所改善,一个制度才能称得上正义。即使认为这个定义太过严苛,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起,美国人均GDP与收入中位数是呈背离之态的。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只让一小部分富人获益,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反而降低。于是斯蒂格利茨的质问可以简化为一个尖锐的问题:一个“好的”制度,究竟应该站在少数既得利益者一边,还是站在大多数普通人一边?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这本书中表现出了一位专业知识工作者应有的人文关怀。现代社会专业分工日益精细,知识工作者尤其是科技工作者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无视自己工作对社会带来何种影响,纯以工作本身为目的。伴随着“工作目的”的失位而来的是知识工作者乃至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淡漠。电影《谍影重重4》中有两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白,专业技术工作者们用科技的、中立的、不带情感的术语来描述自己所做的工作,好像它们就跟其他任何科技工作一样与善恶无关,尽管他们所做的是操作无人机杀人和研发控制思想的药物。而真实世界里的科技工作者们又比这个强了多少?仅以笔者所在的IT行业为例,当拙劣的抄袭成为惯例、不负责任的娱乐充斥眼球、年轻人在“创业”的幌子下被垄断企业剥削然后用精神鸦片麻痹自己,这个行业中那些受过最优秀教育、拥有最便利信息渠道的知识工作者们承担了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吗?

    是以,尽管仍有层出不穷的数据与观点试图证明美国梦依然如旧、斯蒂格利茨是在危言耸听——例如两位美国的教授试图从数据中发现美国社会仍然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证据,另一位台湾的评论者则不无道理地指出“不见得是‘因为’家境穷所以必然导致大学无法毕业或大学毕业后收入依然不高的‘结果’”——但这些批评都没有打到点上,因为看待问题的方式本身就已经决定了所能看到的结果,而一种高高在上的、远离现实苦难的、功利主义的视角本身就是斯蒂格利茨所要批评的经济学态度——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其他领域的知识工作者。

    因此,如果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到不自在,这就是斯蒂格利茨想要的效果。贫困、不平等、阶级分化……这些在我们印象中已经渐渐远去的概念是否仍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合上书本,走近那些贫困者、被损害者、被忽视者,你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8. 如何快速分析一家企业

    以前写过如何一周读懂一个行业,是为了让咨询师快速进入一个行业开始工作做准备的方法。这次讲的是如何对一家企业做比较深入的分析,找出问题并提出组织变革的建议。每个企业的复杂度不同,有个套路只能让分析尽可能快一点,没办法保证多长时间可以完成分析。

    第一步是分析目标企业的内部结构。《组织理论与设计》第3章介绍了多个分析组织结构的维度。另外,《卓有成效的组织》把组织里的各种角色分解成5个组成部分,然后总结了5种基本结构型,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较高的层面理解一个企业的基本特征。

    第二步是分析目标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Duncan的环境不确定性框架虽然很老,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定位一个行业的不确定性水平。Porter的竞争五力是基本的分析模型,从供应者、购买者、潜在进入者、替代者、竞争者五种力量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竞争环境和定价能力。Grundy的文章指出竞争五力模型有过度简化之嫌,并指出五力之间可能的互相影响、以及其他外部因素(例如PEST)可能对竞争环境造成的影响。另外,国家文化也会对企业造成影响。

    第三步是要找出差距。Nadler和Tushman的文章提出了三个问题:(1)外部商业环境在发生怎样的变化?(2)外界环境的变化对企业提出了怎样的要求?(3)达成这些要求的挑战是什么?基本上,当下最大的环境变化莫过于互联网的影响,基于这个大背景又提出了6条对企业的战略要求。就对着这6条挨个看哪儿有短板吧。

    第四步是要提出变革方案。“变什么”是每个企业每个问题特定的,没办法一概而论;“怎么变”是可以有套路的。之前写过一篇事关变革其中讲过怎么做一个组织变革管理的方案,不重复了。

    所以就是这么几步……先看这个企业的固有特征,再看它所处的环境,看环境给它提出什么挑战,找到痛点,提出变革方案。齐活。


  9. 职场竞争力的吊诡与窘境

    仝键来成都,了解到成都的众多同事热切期望更多的能力建设活动。有学习的热情当然永远都是好事,不过这倒是让我联想到最近读的一堆关于企业竞争力和知识管理的材料,仍然择其印象深刻者简单罗列一下。

    现代企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员工的知识与技能密切相关,这话德鲁克的书里就讲过。Collis和Montgomery在HBR的文章说,从前大企业们相信各种战略规划,然而近二十年的现实告诉我们,战略规划没那么重要,反而是如何充分发展与利用企业的资源——其中包括人力资源——会决定企业的竞争力乃至生命力。由此还衍生出了一种管理学的视角:基于资源的视角

    不过正如Hafeez和Abdelmeguid的文章指出的,无形的、难以定量的(intangible)能力对于竞争力的贡献更大、影响更深远。例如在Hafeez和Essmail的研究中,他们尝试分析个人竞争力对组织竞争力的影响,然后发现组织竞争力显著地取决于个人的无形竞争力。然而作为一种提升知识工作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知识管理却有一个吊诡之处:用“传统的”知识管理方法能够收集与管理的,都是有形的知识。于是正如Holtshouse的文章所说,知识管理一边搞,企业的竞争力一边仍然随着人员离职而流失,知识与技能并没有随着知识管理有效地传递到后来的员工身上。无怪乎有人会——不无道理地——高呼:知识管理就是扯淡

    当然“扯淡”这是个情绪化的过度简化的表述。Leonard在Knowledge Creation and Management里的表述就更准确一些:被动的学习方法,例如明确指令、演讲、课堂培训等等,对于传递隐性的、无形的知识与技能效果不好。Demarst的文章讲,知识管理主要涉及三个步骤:知识的创造、知识的传播、以及知识的使用。“传统的”知识管理方法和学习方法在面对无形技能使,传播和使用这两个环节都出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各种知识管理、培训、学习不停搞,然而员工技能还是提升不上去,企业竞争力还是不持续。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组织结构。在一个典型的矩阵结构中,资源经理负责提供具备竞争力的人才,项目经理负责使用这些人才,所以能力建设是资源经理的事。然而资源经理第一没有权力控制员工的工作时间与工作内容,第二不了解项目上究竟需要怎样的能力,于是能力建设在半空中搞得热闹、能力落不了地。当然已经有人说,21世纪的组织本来就应该把矩阵简化掉,因为矩阵已经成了思维的桎梏。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再展开。

    那么怎么办呢?简单说,知识、技能、竞争力,不是靠被动的学习能获得的。掌握一种知识/技能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放到一个马上需要使用这种知识/技能的场景中,用实践来拉动学习。同样是读一本书,花一个月时间逐章逐页精研细读,真到用时未必能想得起来;如果是明天就要跟客户或者同事讲一个问题,今晚赶紧读一节,把明天的讲话准备一下,如此读完的一本书多年都不会忘。

    总结起来,要提升个人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管理者和员工都需要改变对学习、对知识管理的认识。学习是为了获得技能,获得技能是为了能做以前做不了的事。所以管理者要关注的是如何创造新的挑战给员工;员工要关注的是主动承担新的挑战达成新的成就。文档、培训、辅导……都是应对挑战过程中的学习手段,而不是学习本身。


  10. 事关变革

    最近在读的材料都跟组织的变革有关,择其印象深刻者列个概要。

    Manag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讲了一个不列颠航空引入员工打卡上班制度的案例。本来听起来不大的一件事,引起了员工的强烈反弹,在暑期高峰来了一场罢工,给航空公司造成了4000万英镑损失和估计10万客户流失。事后的分析,引起罢工的是一轮企业变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企业变革的不恰当的实施,新的政策没有与一线职工充分沟通,变革的时机不当,也没有风险备案,于是终于引发了严重的后果。

    然而往后退一步,为什么组织——企业也好,政府也好,非营利组织也好——非要变革不可?50Lessons的《Managing Change》说,因为我们的世界在变化。“稳定”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改变”才是常态。当有人说“变革结束我们就可以回到正常了”,他还没充分理解这个世界的现状:“正常”的状态就是不断变化,而组织要么随波逐流,要么主动变革。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组织的质量,指的就是组织能主动进行变革的能力。

    组织的变革千差万别,背后仍然有规律可循。Kotter的《Leading Change》介绍了一个八步变革模型:制造紧迫感;打造指引团队;树立愿景;充分沟通;放权行动;抓住速胜机遇;持续变革;融入企业文化。另一个模型是Doppelt的“变革之轮”,出自《Leading Change Toward Sustainability》(见下图),大体上和Kotter的模型相似,区别在于Kotter认为八个步骤有严格的先后次序;而Doppelt认为变革可以从轮上的任何一步开始推动,逐渐涉及其他环节。

    有了大框架是一回事,具体的实施总是关键。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讲变革管理的硬指标(有PDF下载),给了四个决定变革成败的关键因素——而且它好就好在,这四个都是“硬指标”,是可以度量可以跟踪的,这就比光是说“领导力”要更有实证一些。这四个指标是:变革的长度;变革团队的能力;高层领导和一线员工的承诺;以及在日常工作之外需要为变革活动额外增加的工作量。文章还给了一个计算变革成败的公式和一个用来跟踪的图表,是不错的工具。

    当然归根到底领导力是不可缺的。尤其是当变革遇到逆境——那简直是家常便饭——如何快速从逆境中反弹,是很考验领导力的一件事。还是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讲如何从逆境中反弹,讲关键在于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要面向下一步的行动去思考,不要纠结究竟是谁造成了今天的状况。文章还给了一个思维框架,面对逆境时要问三类问题:使困难明晰的问题;使前景可见的问题;使人们协作的问题。对于每一类问题,又有四个视角来看:控制;影响;广度;时间。最后,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向后看,毕竟以史为鉴才可以知兴衰。如何做到既从过往的经验教训中学习又不陷入互相埋怨?敏捷回顾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值得所有组织——而不仅仅是IT组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