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思考


Transparent Thoughts


  1. 被信息塑造的新工人阶级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6月17日号)

    当你看见十多个年轻小伙子围坐在一张长条型电脑桌上,各自神情专注地紧盯着自己面前的屏幕,一边快速地敲击着各自的键盘与鼠标,还不时互相呼喊,你会认为他们在干什么?玩游戏?没错。但又不止于此。他们可能受雇于一个“工头”,每天在后者提供的电脑上玩网络游戏超过十小时,将游戏中获得的装备和宝物交给工头变卖并从后者那里领到一份工资。尽管不为任何现实中的职业认证或劳动保障机构认可,这些被称为“游戏矿工”的职业游戏玩家确实是在劳动并撑起一个每年交易额超过十亿美金、年增长超过20%的市场。他们是信息时代塑造的新工人阶级成员。

    赵月枝教授在《传播与社会》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事实:中国在2001年制定的国家信息化指标是全球第一个官方确定的全国性信息化指标。政府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精英驱动、市场驱动的信息化建设在制造“高大上”的城市白领信息时代生活方式之余,却常常有意无意地忽视工人、农民等“信息中下阶层”。难怪赵月枝教授要问出“手机之后,是什么?”——被迫卷入这场数字革命的广大劳动人民在这场革命中有何收获,这是一个颇可玩味的问题。

    邱林川所著的《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是对这个问题一次有益的探索。首先,他带领读者回顾了两种主要的信息技术——手机与互联网——在中国普及的过程。从“信息中下阶层”的视角,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一个“迅速扩散与变异”的模式:中下阶层在商业机构跑马圈地的扩张过程中被卷入信息化大潮,而后又因从他们身上无利可图而被市场边缘化,最终使得中下阶层尽管“被信息化”,却无力于表达和决定自己的信息化需求。用这样一个草根视角回顾网吧、寻呼机、小灵通、短信等信息技术的兴衰历程,能使读者在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读出一层别样的意味。

    在作者的探索过程中,流动者、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在外务工人员是一个特别吸引他关注的人群。作者准确地指出,在传统的“知识工作者”(或称“可自我编程的劳工”)与“体力劳动者”(或者“一般劳工”)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为数众多且高速增长“灰领”阶层(或称“可被编程的劳工”)。一如汪晖在一篇文章中所写,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外表光鲜亮丽的“新穷人”,实质上干的却是枯燥程度与蓝领工人相当的工作——薪酬也堪相比较。当信息的加工处理成为一类价值增长点,工业时代的泰勒主义便自然地延伸到信息时代,将文员、质检等职业塑造成日益枯燥重复的“灰领”,并创造出短信写手、网游代练等新的“灰领”职业。尽管劳动的场所和形式与传统意义上的“劳工”相去甚远,这些被信息技术催生的新工人与前者面临同样的信息挑战:信息技术使他们被原子化、边缘化,他们在新技术塑造的工作环境中不仅承受资本的剥削,而且还在精英导向的话语体系中失语,然后又在无力于表达的状态中被主流媒体污名化。从时下流行的“屌丝”、“蚁族”等戏谑又不乏苦涩的自称中,人们不难看到这个群体的挣扎与无奈。

    资本透过信息技术对中下阶层的剥削还不仅限于工作空间。通过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的意识形态构建,信息技术与服务的提供者们着眼于如何将中下阶层工作之余本已为数不多的闲余时间与金钱压榨干净,而非如何为他们提供更为有益的信息工具。正如安杰维克在《异化的自由劳动》(收录于《数字劳工》)一文中所说,曾经开放、自由的互联网已经被高度私有化,对于已经没有太多购买力的中下阶层,资本则将他们异化为免费劳力。当提供免费上网时段的飞宇网吧被清一色的网络游戏专用机取代,当数亿微信用户平均每天花1.7小时刷朋友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远弗届的信息技术是如何协助资本来榨干中下阶层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是它自己的掘墓人。信息技术被用于塑造、束缚和剥削一个新工人阶级的同时,也为这个新工人阶级的成长、联合和斗争提供了工具。不无遗憾地,邱林川在他的书中并未深入探索中下阶层信息化的现状可以如何发展,从而使这个阶层本身(而非控制信息技术的资本家和精英群体)受益和赋权。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并不容易,因为回答它不仅需要兼具人文社科与信息技术的跨界知识与技能,而且需要具备这样技能的一个专业人士站在无产者(而非资本家)的立场上思考。不过,即令留下了“怎么办”的问题,这本《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毕竟用无产者的视角清晰勾勒了我国信息空间的发展图景,为后来者的继续探索预备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 同情心的贩卖

    (本文同时发表于破土网

    毫无征兆地,微信朋友圈里突然流行开一条消息,内容是:“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第二天,观察网一篇文章便引用微信公众号“移动互联网”的观点,指这条朋友圈其实是某婚恋网站进行的互联网营销,并估算一天的营销 可以为该婚恋网站获得2.5万名注册用户,同时给此条朋友圈消息的作者带来12.5万元收入。

    正如笔者在《数字时代的劳动与剥削》一文中所说,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软件”其设计目的就是为了吸引用户上瘾,从而使企业能够打包销售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这次朋友圈营销事件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契机,来近看大众的同情心是如何被资本利用并打包贩卖的。

    齐泽克在《暴力》中指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其丰富的信息渠道以及优渥的生活条件,经常会产生对贫穷者、被损害者的同情及对社会不公的道德愤怒。然而资本主义进化出了一种能力,不仅使其自身免疫于这种道德愤怒的攻击,甚而能从同情与愤怒本身营利。

    “在这个国家每六秒就有一个女人被强奸”及“在你阅读这段文字的过程中,十个儿童将死于饥饿”,这只是其中两个例子。隐藏在这一切之下的,是一种道德愤怒的伪批判情结。几年前星巴克(Starbucks)正是利用了这种伪紧迫感:当时星巴克在每家店门口贴了一张宣传海报指出该公司拨出部分连锁店利润援助危地马拉——它们的咖啡豆来源地——的儿童健康计划。意思是说你每喝一杯它的咖啡,就救活一名儿童的性命。

    这种“伪紧迫感”之所以有效,恰好反映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该婚恋网站的目标顾客群——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抽离的、抽象的。对于众多都市白领而言,底层人群的悲惨境遇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无论是被拐卖的儿童,还是自杀的留守儿童,对于他们而言只是无差别地唤起一种模糊的同情与愤怒,以及随之而来的、迫切想要将这种模糊的同情与愤怒宣泄出去的伪紧迫感。居住在钢筋水泥森林、工作在玻璃办公室里,都市白领们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具体的事需要去同情和愤怒,只需定期宣泄内心积累的“愤怒定额”,然后就可以继续安稳于自己每天的工作与生活了。

    紧接着,资本家们帮中产阶级找到了宣泄这种抽离、抽象的同情与愤怒的途径:消费。中产阶级本来会对消费至上的社会形态、对社会的不公感到有负罪感,资本家却趁机贩卖“赎罪券”,宣称只要多付一元钱(或者五分钟时间,或者你的个人信息),消费者就不必再有任何负罪感,仿佛世间的不公就会自动消泯。当然我们知道,不公与苦难不会自动消泯,消费者多付的一元钱(或者时间,或者个人信息)只是增加了资本家的财富。通过贩卖苦难与不公、同情与愤怒,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体系得以运转得愈发顺滑,资本家的财富得以加速积累,无怪乎齐泽克在电影《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中辛辣地将星巴克的营销手段称为“消费主义的最高形态”。

    媒体也适时地加入这场消费同情心的盛宴。据说某知名社交网站的编辑部门每当有灾难事件发生时便一片欢呼,无疑是已将苦难与同情的打包贩卖做得驾轻就熟。在这条传播与营销的流水线上,中产阶级的同情心、负罪感与愤怒被纯熟地物化、被唤起、被打包销售、然后迅速平复以待下一轮的生产。至于真正承受苦难的那些人,他们只是耗尽其“新闻价值”然后被弃如敝屐,至于他们的境况是否因为中产阶级每天宣泄的“愤怒定额”而有所改善,又何曾是资本家关心的问题?

    既然认识到这种消费苦难与同情的资本主义逻辑本质的伪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做些什么来对抗?首先,我们需要反抗资本主义营销机器制造的伪紧迫感。我们需要承认:社会问题之所以根深蒂固,就说明它们通常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摈弃自私的、以消解内心负罪感为目标的急切而浅薄的“行动”。我们需要保持内心的愤怒,将其转化为持续学习的动力,通过学习去理解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背后的逻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走出都市白领的玻璃办公室,走进工农群众,走进那些贫困者、被剥削者、被损害者、无声者,与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惟其如此,知识分子才有可能真正改变社会的不公。


  3. 金数据,让无声者发声

    格雷厄姆·默多克在他的文章《疆域与十字路口》中说到,除了获得信息与知识之外,公民还应该有权准确而公正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然而让社会底层的“无声者”发声,在很多时候是一件困难、成本高昂、甚至有风险的事。互联网技术改变了这一切。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像金数据这样的工具可以被用于帮助更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

    金数据是一个“在线表单设计、数据收集、统计和分享工具”。用这个工具,你可以快速创建调查表,然后通过微信或QQ将调查表分发给很多人。收到调查表的人可以在智能手机上方便地填表,从而表达出自己真实的声音。举个例子,如果某个NGO想了解工厂里的工人们对工作环境是否满意,他们可以选择去询问工厂代表(得到的信息未必真实),也可以在工厂门口请工人填写调查表(工作量大,且可能受到阻挠),或者他们也可以创建一个金数据表单。注册金数据用户,选择“创建新表单”,你就会看到很多现成的表单模板。“调查问卷”分类中的“员工满意度调查”与我们的例子最接近,我们就选择这个模板开始好了。

    选用“员工满意度调查”模板之后,我们就来到了表单设计的界面。首先是表单本身的描述部分,包括调查表的名字和一段简要的介绍。我们可以修改这些内容,以便受访者理解接受调查的意义。

    模板中已经提供了一些常用的问题。点击选中任何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修改问题的描述和选项,也可以添加提示信息以便受访者更好地理解每一个问题。被选中的问题右下角会出现红色的“删除”按钮,不需要的问题可以直接删掉。

    当然也可以添加新的问题。点击页面最底下的“添加新字段”按钮,你就可以从多种字段类型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类型来新增问题。如果你想让受访者从几个固定的答案中做选择,可以用“单项选择”或“多项选择”类型;如果想让受访者填写某些信息,可以用“单行文字”;“多行文字”则允许受访者做更大篇幅的意见和观点表达;“邮箱”、“电话”、“手机”等类型可以用来获得受访者的联系方式;“地理位置”可以用来获知受访者所处的地点;等等。

    把所有的问题都设计好之后,点击页面底部的“保存表单”按钮把我们的设计保存起来,我们的调查表就可以分发出去了。点击页面顶部的“发布”链接,可以看到有两种方式来发布调查表。我们可以复制网址,把网址通过邮件或者QQ发给别人,让他们在电脑上填写调查。对于使用智能手机的受访者,我们可以把二维码打印或印刷出来让他们扫描,或者自己在微信中扫描二维码、打开调查表以后再转发给他们。

    现在,工人们只要有微信,就可以打开调查表来接受调查了。

    作为调查表的拥有者,你还可以进入“数据”和“报表”这两个链接,看到所有受访者提交的调查结果,以及对数据的分析报告。数据也可以导出到Excel,以便做更深入的分析。当然金数据还有很多高级的功能,你可以在使用的过程中继续去探索发现。


  4. 开发软件有多贵

    有个朋友的朋友想做一个公益的事。因为出资的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精英人士,所以对项目的监控透明度要求比较高。于是这个朋友的朋友就想了,信息时代嘛,IT工具不是可以促进交流提升效率么?于是他对我说:我们想做个app,可以干这个这个这个……

    我打断他说,别着急,做软件很贵的,你不一定玩得起。

    做个软件究竟有多贵?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粗略的估算。市场上定制开发软件的人工成本按一人月20,000人民币来算,平均每人天1,000人民币。根据《软件估算》提供的经验数据,随软件复杂度变化,在整个交付项目期间,平均每个程序员每天产出的代码量在2行到200行之间。如果以平均每天产出100行代码来算,则编写每行代码的成本是10元钱。

    把软件写出来只是第一步。软件要放在某个环境上去运行的。服务器端的软件要部署在可靠的服务器上,要有可靠的网络连接。客户端的软件(比如一个app)要安装在使用者的电脑或手机上。软件要维护要升级要管理要排错的。有了一个软件,有了一台服务器,就得有掌握这个技能的人来管理它的。根据Oracle引用Enterprise Management Associates的数据,60%~70%的IT预算耗费在运营和维护上。于是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到,加上运营和维护成本,一行代码的成本就会达到30元。

    那么一个app会有多少行代码呢?当然也随复杂度不同会有很大变化,只能举两个例子作为参考。RapidFTR是一个用于“家庭跟踪和团聚”的Android应用。当战争、地震、海啸等灾害发生时,国际援助团队可以用这个应用来寻找失散的儿童。这个软件大约有34,000行代码。另一个Android应用是克林顿健康倡议给非洲国家开发的基层医疗物流管理软件,乡村医生可以用这个工具来管理他们的药品库存。这个软件的代码超过46,000行。换句话说,这两个目标很单纯、功能并不复杂的Android应用,拥有它们的成本都在百万人民币以上。

    而且上面估算的还只是软件本身的开发、运营和维护成本。在IT的基础上调整组织机构、优化工作流程、创造高质量内容、市场传播推广……那需要的人财物力就更加难以估计了。更不用说,移动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充满变化与创新的领域,犯错与试错是家常便饭。所以你看,想开发一个新软件,这是多么贵的事。

    软件这么贵,是不是没钱的组织、尤其公益组织就注定享受不到科技带来的强大能力了?不是。其实有大量的软件工具已经存在,它们非常成熟,它们经过了无数用户的检验、能很好地完成它们想要完成的任务,而且它们非常便宜甚至免费。要做个网站吗?Ghost或者WordPress都可以。要点对点的传播?微信和QQ是蛮不错的工具。想收集很多人的观点和意见?金数据就是干这个的。发邮件期刊?可以考虑MailChimp。需要客户关系管理(CRM)?其实一个设计合理的Excel表单就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一个机构想要用IT技术提升能力,首先需要的是互联网思维,是设计能力。首先理解自己的目标用户,理解用户的整个体验,理解体验之中的困难与挑战,然后选择适当的工具来应对这些困难与挑战。当你把问题细化到一个具体的设计挑战,往往就能找到现成的工具来解决它。至于开发一个新软件这种又贵又费神的事情,还是能不做就不做吧。


  5. 数字时代的劳动与剥削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13日号)

    你为什么玩微信?

    这个问题乍看起来有点无聊。微信的网站上介绍它是“一款跨平台的通讯工具”。然而很明显地,一个可以“发送语音、图片、视频和文字”且免费的手机短信替代品可能是很多人开始使用微信的原因,却不是人们每天在上面花1.7个小时的原因。人们可能是因为必要的工作或亲友联系而开始使用微信,但每天在微信上做得最多的事却是在刷朋友圈。

    想及这一层,事情就开始变得有意思了,因为你会很快发现,这个被归类为“社交软件”的工具并没有改善人们的社交:人们面对面坐在一起吃饭却不和彼此交谈,只顾各自埋头刷着朋友圈里毫无价值的谣言和鸡汤。于是我们会提出一个(或者两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微信(以及其他跟它类似的“社交软件”)既没有改善我们与身边人的社交,又没有改善我们与远方人的社交,那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它会让人们如此上瘾?

    答案很简单。微信存在的目的从来不是改善人们的社交,而是增加腾讯这家公司的财富。至于它为什么让人们上瘾,因为这样的软件本来就是被制造出来让人上瘾的。人们在其中沉浸越深,腾讯公司越能把用户打包销售,从中赚到越多的利润。

    剥离掉所有的花言巧语,一个简单的描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用了一定的时间做某事,而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为某企业增加财富。你把这件事叫做什么?我叫它“劳动”。微信的用户们都是免费的劳动力,当他们每天花1.7个小时刷朋友圈,他们就是在给腾讯打工,腾讯的财富就是建立在剥削这些免费劳动力之上的。

    这个颇为惊人的论断,正是《数字劳工》的作者们试图告诉我们的。马克思说,资本家的财富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然而建立在技术变革之上的新经济呈现出另一种样貌:白领知识工作者拿着高薪,在舒适的工作环境中追求更高的个人成就,这一表象使得像腾讯这样的互联网企业似乎脱离了马克思的理论,似乎被科技庇佑的他们可以毋须剥削劳动者即获得大笔利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劳工》的作者们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位置与形式,将劳动的场所从工厂转移到网络、到每个人的电脑与手机,并通过宣传和意识形态的灌输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免费劳动。然而归根到底,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没有变——毋宁说是变得更残酷了:在数字化、网络化的大工厂中,资本家不仅不给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连工资都不付。

    有人会辩称,这些软件只是继承了互联网自由共享的传统,让人们与亲朋好友分享信息与乐趣,而且人们确实乐在其中。对此《数字劳工》的作者们指出,大多数由商业巨头运营的互联网服务根本不是提倡分享的“礼品经济”:人们并非赠送彼此有益的礼品,而是争先恐后地制造垃圾信息,只有资本家在从中获益;而以Wikipedia为代表的少数确实秉承着“礼品经济”精神的服务却被整个互联网生态边缘化了。正如齐泽克所说,大多数人被意识形态灌输后真心相信自己喜欢(或者离不开)这些软件。但如果退后一步看看微信朋友圈里传播的那些内容,你真的会说它们是给人带来快乐的礼品吗?

    在指出现状之可悲的同时,《数字劳工》也指出了一种颇具冲击力的未来可能性。在使资本家能剥削数亿免费劳动力的同时,信息与通信技术也使“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成为可能。《为了胜利》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来自印度、中国、新加坡、美国……世界各地的职业网络游戏玩家(也被称为“游戏矿工”)们在全球联接的、独一无二的劳动场所——游戏——中展开了罢工和占领,迫使资本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虽然仍是一个虚构故事,但《为了胜利》和《数字劳工》不约而同地指向这样一种可能性:当资本家通过科技工具剥削劳动者,同样的工具也在增强劳动者的能力并帮助他们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在他们熟悉的数字世界里反抗资本家的剥削。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一手创造出了自己的掘墓人。

    和很多批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著作一样,《数字劳工》在尖锐地指出问题之后,并未给出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替代方案。对于“怎么办”的缺失,使得前面的批评多少显得像阿雷格里港运动那样后继乏力。既然作者们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在《为了胜利》的虚构情景尚未成为现实之前,已经被当作免费劳工剥削的万千用户们又能做点什么呢?

    我私人给我朋友们的建议就是:如非必要,远离微信。如果作为设计师的你不肯免费给人做Logo,如果作为写作者的你不肯免费给人写文案,如果作为程序员的你不肯免费给人开发软件,那么你就不应该继续把自己的时间用来刷朋友圈给腾讯创造价值。放下手机,去阅读,去运动,去欣赏艺术,去陪伴所爱的人,这些才是真正能令你快乐的事。


  6. 如何得到并留住高级技术人才

    在一篇麦肯锡的文章中作者提到一位CIO,他急需几个资深的架构师——甚至都不敢奢求“优秀的”架构师——来应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高级技术人才日益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必备的战略性资源。这些抢手的人才不仅不易获得,也不易留住。来自怡安翰威特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高科技员工离职率高达30.5%,其中四分之三是主动离职。Kochanski和Ledford的研究则指出,损失一名技术人才的成本可以高达6倍于损失一名管理人员。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关于高级技术人才的重要挑战:如何获得这些人才,以及如何留住他们。

    如何获得高级技术人才

    获得高级技术人才的第一个渠道是对外招聘。除了传统的招聘渠道之外,Lievens和Harris的文章介绍了通过互联网招聘的一些渠道。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社交网络在招聘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篇发表在IEEE《软件》杂志的文章指出,GitHub、LinkedIn等新生的在线社交网络使招聘者能更容易地寻找、接触和评估高级技术人才。企业需要用有效的宣传信息去吸引这些人才。麦肯锡的一篇文章讲到,针对现代人才的宣传信息需要同时传达出实在的、可度量的价值和抽象的、不易度量的价值,并通过有效的渠道来传达。另外,招聘的流程也很重要。CIPD的调查显示,冗长的面试流程会使更多应聘者放弃职位。如何优化招聘流程使之兼顾质量与效率,这是招聘团队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另一个获得高级技术人才的渠道是从企业内部培养。Hawkins的文章指出,学习型组织会促使员工持续学习和自我转变,并将自发的学习行动与组织的战略相结合。基于活跃的学习氛围,下一个任务是准确、高效、公平地识别出潜在的领导者。《培养领导者》提出了一套识别潜在领导者的机制,综合考虑背景、经验、绩效、技能、适应力、多样性等多方面因素。培养人才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培训、指导、短期体验、任务分配等都可以是培养人才的方式。高级管理者必须直接对潜力员工的培养负责,不是期望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领导力培养计划”,而是要针对每个员工的特点定制适合她的领导力培养计划。

    这个领域有很多新事物新现象,需要按照精益创业的方法,不断尝试、不断度量、不断学习。发表在HBR的一篇文章给出了六个对人力资源部门有用的数据分析:人力资本事实,人力资本投资分析,人才价值模型,人力资源管理分析,人员预测,人才供应链。

    如何留住高级技术人才

    留住高级技术人才的第一要素是薪酬奖励体系。激励机制的设置需要平衡各种因素,并与组织战略相一致。举例来说,完全不与绩效挂钩的薪酬体系可能使员工失去斗志;然而Bukovinsky的文章指出,与绩效强挂钩的激励机制可能导致员工过度重视个人绩效目标而损害企业整体目标。再比如,年轻而技术出众的“明星”需要得到重视,同时又不能使其他员工感到受轻视。

    除了薪酬之外,留住高级技术人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个人发展,尤其是技能的发展。Aggarwal等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系统化的技术性技能培训和评估框架,其中把技术能力建设分为五个步骤:知识学习;实作任务分解;实验环境训练;真实环境训练;独立操作。很多人和组织在能力建设时仅仅聚焦“知识学习”这一个步骤,以致知识没有有效地转化为技能和——个人的或组织的——竞争力。因此高级管理者在为潜在领导者设置领导力培养计划时,需要以多种能力培养方式覆盖能力建设的各个步骤。

    超出激励与个人发展的范畴,Kahn的文章指出,当员工与组织建立情感上的连接、自我认知为组织的主人翁,他们会表现出更高的绩效、并且更不容易离职。建立这种情感连接和归属感的方式可以有多种,例如一个组织对专业技术有特别的重视和行业领导力,或一个组织有特别的社会责任感,都可以使之区别于其他组织,并有助于员工建立情感连接和归属感。


  7.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解读

    一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工人养活了老板,还是老板养活了工人。从这个讨论中我们可以窥到超出这个讨论本身的事情:因为资本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占据优势,他们不仅剥削劳动人民,而且还通过文化、教育等种种手段让劳动人民认为自己应该被剥削、甚至应该对剥削感恩戴德。这种影响和控制人们思想的东西,就叫做“意识形态”。

    关于什么是意识形态,齐泽克在他的电影里有一个很好的阐释。在电影《极度空间》中,男主角捡到了一堆神奇的太阳镜。这些太阳镜,用齐泽克的话说,有着类似“意识形态批评”的功能,使你能看到“所有政治宣传、广告和海报底下的真正信息”。例如写着“我们创造透明的计算环境”的大幅广告,底下真正的信息就两个字:“服从”。

    正如齐泽克所说,意识形态不是简单地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意识形态是我们自发地与社会所建立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享受我们的意识形态。走出意识形态是痛苦的,你需要强迫你自己去做这件事。

    资本主义的真相》也是这样的一副具备意识形态批评功能的太阳镜。通过长期的、或隐或显的教育和灌输,新自由主义——即“政府不应干预经济”的主张——让人们习惯于一些断言而不对其多做思考。例如作为整个新自由主义基础的“自由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塑造的产物——传说中不被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包括在全世界推行自由市场的国家,他们的市场同样是被政治力量塑造并服务于其统治阶级的。其他的若干相关的断言,例如自由市场会使穷国变富,例如自由市场给每个人公平的竞争机会,在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看来,无不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在这本书中,张夏准用大量的论据讲述了23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秘密。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些最重要的洗脑材料,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看到“洗脑”这一事实的存在。当我们能够对那些听起来无比美好的词——例如“自由”、“开放”——提出疑问,开始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像某些人宣称的乃至我们自己曾经相信的那样代表普世价值观,我们便迈出了打破意识形态桎梏与蒙蔽的第一步。


  8. 打造创新型组织:对“创新漏斗”模型的补充完善

    2013年,我发表了《用精益思想塑造创新型组织》一文(及英文版),在ThoughtWorks成都分公司的经验基础上总结了“创新漏斗”模型。本文的目的是在前文基础上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完善,以期有助于企业领导者打造创新型组织。

    在《用》文中我强调将日常工作中的细小痛点作为创新的起点。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能激发员工的创新动力、获得大量的创新来源。然而仅仅聚焦于日常工作的痛点而忽视其他创新来源,培育出的创新项目就会倾向于规模小、适用范围窄的渐进式改进,而不易培育出规模大、影响深远的颠覆性创新。作为补充,创新型组织应该打开视野,着眼多种创新来源,例如开放式创新颠覆性的新技术、以及领先用户等,从而获得更丰富的、外向型的创新项目。

    创新漏斗模型并非首创。Cooper早在1990年就已提出与创新漏斗模型相似的“Stage-Gate”模型Högman和Johannesson的研究指出类似的分阶段的创新管理模型中一个重要的投资原则:对于浮现早期的创新项目,投资额度要小,同时“晋级”的门槛也低;越向上晋级,创新项目的成熟度越高,继续晋级的门槛越高,越需要考虑真实的商业需求,相应的投资额度也越大。

    Klingebiel和Rammer的研究指出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三个考察的因素中,企业从创新中获得的收益只与“投资的广度”有关,与“选择创新的眼光”和“创新意愿”几乎无关。换言之,企业领导者自身可以不必有独到的眼光和热烈的激情,同样可以打造一个高效的创新型组织。领导者最需要的是有效的投资策略。例如前面提到的分阶段的、逐渐加码的投资策略,就可以允许企业用有限的资源达到更广的投资范围。

    另一个在《用》文中没有详述的话题是创新的扩展:如何将适用于一时一地的创新点子扩展成为具有广泛适用性及可持续性的通用解决方案。McClure和Gray对此已有很好的论述,我也有计划另文讨论这个话题,在此不作赘述。


  9. 扩展创新:缺失的中间环节

    在社会领域,创新是一个热门话题。众多的NGO和社会企业乐于谈论如何用创新的技术、产品和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然而层出不穷的创新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以乌干达为例,这个东非国家有三千七百万人口,却一度有数百个由各种NGO主导的医疗IT创新试点项目在全国各地开展。大量的创新试点给基层的社区医疗工作者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更给政府的监管与协调造成困难。“如果创新一直停留在一个村庄、一个社区的规模,不能延伸到更广的范围,不能应用于更大的人群,这样的创新对全面改善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条件就毫无意义。”一位乌干达卫生部的官员这样说道。

    为什么在试点项目中取得良好效果的创新却每每难于扩展到更大规模?因为创新的扩展并非“把试点做大”或者“把试点复制到其他地方”这么简单。在试点阶段,为了快速学习、快速验证,创新者通常对环境、问题和解决方案做了简化。比如说,试点项目往往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中进行,隔离了很多现实的复杂问题;试点阶段的解决方案更多是一个最小可接受产品(MVP),而非充分考虑各种复杂性的成熟产品;在试点阶段,创新者往往投入高水平的团队进行实施,而这个水平的人力资源在扩展到大规模时是非常奢侈的;对于试点阶段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初始团队往往靠自己的热情加以克服,然而要求所有实施团队都有同样的热情则很困难。如果不能完善这些简化,小规模试点中取得成功的创新就会在扩展到大规模时遭遇困境。

    当我们谈论创新的扩展时,这里有四种可能的扩展方式:

    1. 更长的时间。当试点阶段的高水平团队撤离之后,创新方案是否能由本地的、相对能力较低的团队可持续地运营下去?
    2. 更完善的方案。随着对环境、对人群的了解加深,创新者能否设计出更完善、更复杂的方案?方案的变更能否有效落地?
    3. 更多的用户。当覆盖的人群变大,创新方案是否能支撑更大的体量?如何能尽早获知潜在的承载能力风险?
    4. 不同的环境。适用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创新方案能否应用于其他环境?

    可以看到,前两种扩展方式使一个创新方案由“试点方案”发展成为一个可持续的方案,后两种扩展方式则把一个可持续的方案延展到更大覆盖范围。这两个阶段又被称为“向上扩展”(scale up)和“向外扩展”(scale out)。它们弥补了由“创新”和“试点”到“可复制的方案”之间缺失的中间地带。

    在接下来的文章里(如果我能战胜拖延症写出接下来的文章的话),我将介绍在医疗IT领域,技术如何支持创新以上述四种方式扩展。

    (本文得益于我的同事Dan McClure和Ian Gray的文章Scaling: Innovation’s Missing Middle。)


  10. 行走布拉格

    从维也纳开车到布拉格,途经布尔诺,需要三个半小时。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当年苏军六小时占领捷克全境的行动还挺酷的。

    “是非观呢!?”充满正义感的全都是风同学问道

    我不知道。布拉格是如此丰富又充满矛盾的一座城市,它给我的问题,远多于它告诉我的答案。

    当法国人说“波希米亚人”,他们指的其实是罗姆人。而真正的波希米亚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两次把帝国的代表扔出窗外,捷克人民的性格大概要从这里去追溯。

    当苏军的坦克隆隆驶进布拉格,玛尔塔·库碧索娃以为是美军来解放捷克人了,托马什医生刚和新婚妻子特瑞莎发生了争吵。随后艰难的日子里,库碧索娃和哈维尔留在布拉格继续抗争,扬·内梅克和萨宾娜远走异国,米兰·昆德拉先抗争而后远走,托马什医生和特瑞莎先远走而后回到了布拉格。

    所有人都知道那恐怖的怪兽是什么。然而有趣的问题是,反对那恐怖的怪兽,是否就意味着正义?打败了那恐怖的怪兽,是否美好的世界就接踵而至?萨宾娜对此并不乐观。她喜爱的时代,“音乐就像玫瑰盛开在雪原般的无边无际的寂静之上”。而如今这个时代,丑陋的噪音被称为音乐泛滥于每个角落,“人类由此而进入了完全丑陋的历史阶段”。萨宾娜颇有洞见地指出:“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后面,在所有占领和入侵的后面,潜在着更本质更普遍的邪恶,这邪恶的形象就是人们举着拳头,众口一声地喊着同样的口号齐步游行。”

    然而她没有说出口。她“知道自己永远也没法使别人明白这些,便尴尴尬尬地改变了话题”。正如齐泽克所说,“当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后果时……数以百万计人命丧失的罪责就被否认了。所有这些罪行看似一个‘客观’过程的结果,没有人刻意策划和执行,自然也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宣言’”。在《暴力》里他引用亚瑟·凯斯特勒:“假如权力使人腐化,那么其反面也应该成立:迫害使受害者腐化,虽然或许是以一种更微妙和更悲剧的方式。”当瓦茨拉夫广场的人们欢呼,当列侬墙的人们欢呼,他们如此欣喜于爱与和平的回归,是否有人仍然——像萨宾娜一样——留意美丽新世界的潜入?

    对手的不合法性,不能证明你的合法性。对手的丑陋,不能成就你的美好。

    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一座如此美丽如此丰富的城市,还有美味的甜面包圈热红酒。无论如何,布拉格仍然是美好的。大概未来还会再去的吧,我这样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