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与机器赛跑

July 9th, 2014

(本文发表于《商业价值》 2014年7月刊

住在悉尼市郊的黛茜今年37岁,在一家保险公司的呼叫中心工作。过去10多年里,她的这份工作做得很平稳:每天按时上班,接起顾客打来的电话,不管是询问投保条款还是咨询理赔事宜,她都能对答如流。接起电话,按照烂熟于心的产品手册帮顾客解决问题,听到顾客说“谢谢”然后挂上电话,这份工作让她觉得一切井井有条。所以,她没想到自己会被公司解雇。

黛茜不是唯一被解雇的员工,她和几十个同时被解雇的呼叫中心的同事所怀有的疑问也绝非罕见:当经济形势已经从前几年的不景气中逐渐恢复,自己的雇主还宣布斥资数亿澳元建设IT系统,为什么自己还会失业?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份数据显示,从2008年起,以人均GDP为指标的美国总体经济已经开始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复苏,然而以家庭收入中位数为指标的“普通人收入水平”却仍在一路下滑。事实上,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尽管总体经济大势仍然保持上升,美国的普通家庭收入却呈现下降趋势。宏观经济的繁荣没有带来绝大部分普通人生活的改善,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奇特的景象。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 与机器赛跑 》的作者们认为,答案是机器——尤其是计算机——在取代普通人的工作。经济的繁荣不再与高就业率相关,因此普通人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人类与机器的竞赛并非自今日始。据说19世纪有位叫约翰·亨利的铁路工人不服自己的工作被蒸汽机取代,于是要求与蒸汽机比赛往岩石里打桩。结果亨利赢了比赛,却因为心力衰竭丢了性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尝试跟机器比拼体力。正如《与机器赛跑》的两位作者所说,这是一场人类赢不了的比赛,计算机终将取代大多数现在仍由人类完成的工作,而人类必须学会与计算机协作并发挥自己的特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机器赛跑》这个标题译得并不十分贴切,因为作者讲的并不是如何“赛过机器”,而是如何“与机器组队配合赛过其他队伍”。

两位作者指出,人类的特长在于复杂的、涉及情感的交流,以及复杂的模式匹配和创造性的思维。然而与一些乐观主义者不同,两位作者并不认为人类自然而然地就会具备与计算机协作所需的那些能力——从日常生活中我们就能看到,信息碎片化、深度阅读与思考的失位、电脑和手机对人际交往的侵入……信息技术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在潜移默化地弱化人们进行复杂交流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阴谋论者简直可以就此写一篇科幻小说,谈论觉醒的硅基生命如何逐步奴役人类了。

在较短时间内让绝大多数普通人具备与机器协作的能力,教育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两位作者也表达了他们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忧虑。

首先,教育必须给人们传授那些非机械化的、非重复性的、涉及情感与创造性的技能,因为只有这些技能才是不可被机器取代、因此在下一个时代仍然有效的。以中国人常引以为豪的数学教育为例,现在学生们从课堂上学到的多是“执行算法”的能力而非“设计算法”的能力,而前者恰好是计算机的长项,后者才是人类可能与计算机展开合作的领域。诸如此类的教育思路与方式若不及时改变,在一两代人之后人类被机器广泛取代绝非危言耸听。

比起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更严峻的挑战是教育的不均衡与不平等。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知识偏向型的产业革命:掌握必要知识与技能的人与机器协作如鱼得水,不具备这些知识与技能的人则连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被剥夺。教育的不均衡与不平等则会加剧阶级的分裂并使阶级固化——看着城市里的孩子在接受英语电脑人文艺术全面覆盖的素质教育,乡村小学和农民工子弟校却仍在为语文数学课犯愁,这种阶级分裂与阶级固化的迹象已经近在眼前了。

是以,尽管讲的是美国的事情,尽管看来还有点科幻色彩,这本《与机器赛跑》绝非离我们千里之外的天方夜谭。与机器的赛跑已经全面展开,而这场竞赛究竟会以何种方式落幕,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认识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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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不平等

June 25th, 2014

(本文发表于《商业价值》2014年6月刊

像很多同龄的业余经济学爱好者一样,笔者对经济学的认知是从《国富论》和“看不见的手”开始的。种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科普书籍给了我们一个乐观的印象:只要把自由市场落实到底,整个社会就将欣欣向荣,包括最底层的人也会因为涓滴效应而获得福利的提升。眼看着自由市场在全球——包括中国——逐步深化,似乎“蜜蜂的寓言”即将成为现实了。

除了一件事:最底层的穷人们似乎没有如期望的那样获得福利的提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 不平等的代价 》中指出,自由市场让社会的不平等变得更严重了。

自由市场的拥趸会争辩说,即令结果不平等,一个自由的市场给所有人公平的竞争机会,因此结果的不平等只是反映了不同人的天资以及——尤其是——后天努力程度的区别而已。斯蒂格利茨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客气一点不说它是刻意歪曲事实,这种观点顶多也只是一种幼稚的想象。当贫困的人群无力负担医疗、教育甚至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所谓“公平的竞争”从何谈起?硅谷常被视为科技时代“美国梦”的圆梦之地,可是硅谷的创业者绝大部分是名校毕业且家境优渥。那些上完大学就得为了还助学贷款拼命打工甚或根本上不起大学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的梦又要到何处去寻?

在所有冰冷的数据背后,斯蒂格利茨提出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一个社会的正义与善?单以经济而论,何者是最当被优先考虑的指标:平均收入(也即收入总量),收入中位数(也即普通的人收入),还是最贫困人群的收入?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议,只有当最贫困者、最苦难者的处境有所改善,一个制度才能称得上正义。即使认为这个定义太过严苛,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起,美国人均GDP与收入中位数是呈背离之态的。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只让一小部分富人获益,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反而降低。于是斯蒂格利茨的质问可以简化为一个尖锐的问题:一个“好的”制度,究竟应该站在少数既得利益者一边,还是站在大多数普通人一边?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这本书中表现出了一位专业知识工作者应有的人文关怀。现代社会专业分工日益精细,知识工作者尤其是科技工作者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无视自己工作对社会带来何种影响,纯以工作本身为目的。伴随着“工作目的”的失位而来的是知识工作者乃至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淡漠。电影《谍影重重4》中有两段 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白 ,专业技术工作者们用科技的、中立的、不带情感的术语来描述自己所做的工作,好像它们就跟其他任何科技工作一样与善恶无关,尽管他们所做的是操作无人机杀人和研发控制思想的药物。而真实世界里的科技工作者们又比这个强了多少?仅以笔者所在的IT行业为例,当拙劣的抄袭成为惯例、不负责任的娱乐充斥眼球、年轻人在“创业”的幌子下被垄断企业剥削然后用精神鸦片麻痹自己,这个行业中那些受过最优秀教育、拥有最便利信息渠道的知识工作者们承担了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吗?

是以,尽管仍有层出不穷的数据与观点试图证明美国梦依然如旧、斯蒂格利茨是在危言耸听——例如 两位美国的教授 试图从数据中发现美国社会仍然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证据,另一位台湾的评论者 则不无道理地指出“不见得是‘因为’家境穷所以必然导致大学无法毕业或大学毕业后收入依然不高的‘结果’”——但这些批评都没有打到点上,因为看待问题的方式本身就已经决定了所能看到的结果,而一种高高在上的、远离现实苦难的、功利主义的视角本身就是斯蒂格利茨所要批评的经济学态度——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其他领域的知识工作者。

因此,如果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到不自在,这就是斯蒂格利茨想要的效果。贫困、不平等、阶级分化……这些在我们印象中已经渐渐远去的概念是否仍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合上书本,走近那些贫困者、被损害者、被忽视者,你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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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写过 如何一周读懂一个行业 ,是为了让咨询师快速进入一个行业开始工作做准备的方法。这次讲的是如何对一家企业做比较深入的分析,找出问题并提出组织变革的建议。每个企业的复杂度不同,有个套路只能让分析尽可能快一点,没办法保证多长时间可以完成分析。

第一步是分析目标企业的内部结构。《 组织理论与设计 》第3章介绍了多个分析组织结构的维度。另外,《 卓有成效的组织 》把组织里的各种角色分解成5个组成部分,然后总结了5种基本结构型,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较高的层面理解一个企业的基本特征。

第二步是分析目标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Duncan的 环境不确定性框架 虽然很老,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定位一个行业的不确定性水平。Porter的 竞争五力 是基本的分析模型,从供应者、购买者、潜在进入者、替代者、竞争者五种力量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竞争环境和定价能力。Grundy的文章 指出竞争五力模型有过度简化之嫌,并指出五力之间可能的互相影响、以及其他外部因素(例如 PEST )可能对竞争环境造成的影响。另外,国家文化 也会对企业造成影响。

第三步是要找出差距。Nadler和Tushman的文章 提出了三个问题:(1)外部商业环境在发生怎样的变化?(2)外界环境的变化对企业提出了怎样的要求?(3)达成这些要求的挑战是什么?基本上,当下最大的环境变化莫过于 互联网的影响 ,基于这个大背景又提出了6条对企业的战略要求。就对着这6条挨个看哪儿有短板吧。

第四步是要提出变革方案。“变什么”是每个企业每个问题特定的,没办法一概而论;“怎么变”是可以有套路的。之前写过一篇 事关变革 其中讲过怎么做一个组织变革管理的方案,不重复了。

所以就是这么几步……先看这个企业的固有特征,再看它所处的环境,看环境给它提出什么挑战,找到痛点,提出变革方案。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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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键 来成都,了解到成都的众多同事热切期望更多的能力建设活动。有学习的热情当然永远都是好事,不过这倒是让我联想到最近读的一堆关于企业竞争力和知识管理的材料,仍然择其印象深刻者简单罗列一下。

现代企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员工的知识与技能密切相关,这话 德鲁克的书 里就讲过。Collis和Montgomery在HBR的文章 说,从前大企业们相信各种战略规划,然而近二十年的现实告诉我们,战略规划没那么重要,反而是如何充分发展与利用企业的资源——其中包括人力资源——会决定企业的竞争力乃至生命力。由此还衍生出了一种管理学的视角:基于资源的视角

不过正如 Hafeez和Abdelmeguid的文章 指出的,无形的、难以定量的(intangible)能力对于竞争力的贡献更大、影响更深远。例如在 Hafeez和Essmail的研究 中,他们尝试分析个人竞争力对组织竞争力的影响,然后发现组织竞争力显著地取决于个人的无形竞争力。然而作为一种提升知识工作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知识管理却有一个吊诡之处:用“传统的”知识管理方法能够收集与管理的,都是有形的知识。于是正如 Holtshouse的文章 所说,知识管理一边搞,企业的竞争力一边仍然随着人员离职而流失,知识与技能并没有随着知识管理有效地传递到后来的员工身上。无怪乎有人会——不无道理地——高呼:知识管理就是扯淡

当然“扯淡”这是个情绪化的过度简化的表述。Leonard在 Knowledge Creation and Management 里的表述就更准确一些:被动的学习方法,例如明确指令、演讲、课堂培训等等,对于传递隐性的、无形的知识与技能效果不好。Demarst的文章 讲,知识管理主要涉及三个步骤:知识的创造、知识的传播、以及知识的使用。“传统的”知识管理方法和学习方法在面对无形技能使,传播和使用这两个环节都出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各种知识管理、培训、学习不停搞,然而员工技能还是提升不上去,企业竞争力还是不持续。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组织结构。在一个典型的矩阵结构中,资源经理负责提供具备竞争力的人才,项目经理负责使用这些人才,所以能力建设是资源经理的事。然而资源经理第一没有权力控制员工的工作时间与工作内容,第二不了解项目上究竟需要怎样的能力,于是能力建设在半空中搞得热闹、能力落不了地。当然已经有人说,21世纪的组织 本来就应该把矩阵简化掉,因为 矩阵已经成了思维的桎梏 。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再展开。

那么怎么办呢?简单说,知识、技能、竞争力,不是靠被动的学习能获得的。掌握一种知识/技能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放到一个马上需要使用这种知识/技能的场景中,用实践来拉动学习。同样是读一本书,花一个月时间逐章逐页精研细读,真到用时未必能想得起来;如果是明天就要跟客户或者同事讲一个问题,今晚赶紧读一节,把明天的讲话准备一下,如此读完的一本书多年都不会忘。

总结起来,要提升个人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管理者和员工都需要改变对学习、对知识管理的认识。学习是为了获得技能,获得技能是为了能做以前做不了的事。所以管理者要关注的是如何创造新的挑战给员工;员工要关注的是主动承担新的挑战达成新的成就。文档、培训、辅导……都是应对挑战过程中的学习手段,而不是学习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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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变革

March 24th, 2014

最近在读的材料都跟组织的变革有关,择其印象深刻者列个概要。

Manag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讲了一个不列颠航空引入员工打卡上班制度的案例。本来听起来不大的一件事,引起了员工的强烈反弹,在暑期高峰来了一场罢工,给航空公司造成了4000万英镑损失和估计10万客户流失。事后的分析,引起罢工的是一轮企业变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企业变革的不恰当的实施,新的政策没有与一线职工充分沟通,变革的时机不当,也没有风险备案,于是终于引发了严重的后果。

然而往后退一步,为什么组织——企业也好,政府也好,非营利组织也好——非要变革不可?50Lessons的《 Managing Change 》说,因为我们的世界在变化。“稳定”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改变”才是常态。当有人说“变革结束我们就可以回到正常了”,他还没充分理解这个世界的现状:“正常”的状态就是不断变化,而组织要么随波逐流,要么主动变革。甚至有 一种观点 认为:所谓组织的质量,指的就是组织能主动进行变革的能力。

组织的变革千差万别,背后仍然有规律可循。Kotter的《 Leading Change 》介绍了一个 八步变革模型 :制造紧迫感;打造指引团队;树立愿景;充分沟通;放权行动;抓住速胜机遇;持续变革;融入企业文化。另一个模型是Doppelt的“变革之轮”,出自《 Leading Change Toward Sustainability 》(见下图),大体上和Kotter的模型相似,区别在于Kotter认为八个步骤有严格的先后次序;而Doppelt认为变革可以从轮上的任何一步开始推动,逐渐涉及其他环节。

有了大框架是一回事,具体的实施总是关键。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讲 变革管理的硬指标 (有 PDF下载 ),给了四个决定变革成败的关键因素——而且它好就好在,这四个都是“硬指标”,是可以度量可以跟踪的,这就比光是说“领导力”要更有实证一些。这四个指标是:变革的长度;变革团队的能力;高层领导和一线员工的承诺;以及在日常工作之外需要为变革活动额外增加的工作量。文章还给了一个计算变革成败的公式和一个用来跟踪的图表,是不错的工具。

当然归根到底领导力是不可缺的。尤其是当变革遇到逆境——那简直是家常便饭——如何快速从逆境中反弹,是很考验领导力的一件事。还是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讲 如何从逆境中反弹 ,讲关键在于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要面向下一步的行动去思考,不要纠结究竟是谁造成了今天的状况。文章还给了一个思维框架,面对逆境时要问三类问题:使困难明晰的问题;使前景可见的问题;使人们协作的问题。对于每一类问题,又有四个视角来看:控制;影响;广度;时间。最后,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向后看,毕竟以史为鉴才可以知兴衰。如何做到既从过往的经验教训中学习又不陷入互相埋怨?敏捷回顾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值得所有组织——而不仅仅是IT组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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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走,向右看

February 9th, 2014

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是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的拥趸,曾经觉得米尔顿·弗里德曼、罗纳德·科斯、张五常们对人类社会做出了终极的解释,曾经以为——就像他们所说的——市场“看不见的手”会让所有人都得到更好的生活,如果不是这样那一定是政府干预使市场失败了。

除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得到了更好的生活,即使在一个自由的市场里。

这个疑问是从《 房间里最精明的人 》开始变得清晰的。之前看过的一些讲对冲基金的书也会使我隐隐有些不舒适,但安然所做的事、尤其是操纵加州电价那一段让我受到冲击了。不是说自由的市场会让所有人的境遇变好吗?我可以看到安然的交易员们的生活变好了,但我没办法被说服在夏天里屡屡被停电的加州人他们的生活也变好了。

然后是这本《 资本主义的真相 》。这位韩国裔的剑桥教授扯下了所谓“自由的市场”那高贵的面纱。哪里有所谓完全自由的市场?哪里有所谓不受政治影响的商业?在今天的西方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里,政治的管制分明俯拾皆是:为什么不能雇佣童工?为什么不能贩卖鸦片?为什么不能制售盗版?讽刺之处在于,英国刚开始工业革命时 童工是很普遍的 ,美国建国之初 杰弗逊总统身体力行地侵犯知识产权 ,英国还为贩卖鸦片跟中国打了一仗。不论这些是对是错,对它们的限制很明显地是政治的管制。在新增了这么多(而且越来越多)政治管制的情况下谈论“没有管制的自由市场”,这根本就是个笑话。

既然“自由市场”不是一个先天的理想目标而是一种政治的构建,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政治构建的合法性在哪里?或者换一个问题:究竟何种政治构建是应该被接纳的?或者再换一个更直白的问题:政治的规矩应该怎么定才是正义的?从一个 网上公开课 开始,我最终找到了罗尔斯的《 正义论 》。他的“无知之幕”实际上说的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关怀弱势群体。只有当弱势的、穷困的、底层的群体他们的境遇得到改善,你才能说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是正义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左”和“右”开始有所理解了。两者的区别其实非常简单:你是左还是右,端看你追求更高的效率还是追求让弱势群体获得更多。右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喜欢说,市场是自由的机会是公平的,任何人只要抓住机会就能得到回报。当他们这样说,他们是在有意无意地忽视一个事实:这些看似公平的机会,是对已经掌握资源的阶层倾斜的。比如说在网上买火车票是有效率的并且公平的,如果你恰好受过教育知道怎么上网的话。所以当他们讲自由的公平的社会,他们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弱势群体继续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

阶级、群体之间的不公正在技术的催化之下愈发严重。《 与机器赛跑 》指出,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次技术偏向的工业革命,马太效应将被技术加剧,拥有资源的、受良好教育的、驱动技术的人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缺乏资源和教育的弱势群体将被机器取代,结构性失业和教育产业化加起来会使阶级分化愈发严重且不可逆转——这不是科幻,是正在美国发生的现实,而讽刺的是我们正在照着美国曾经走过的路搞教育改革。

就连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都并非牢不可破。资本主义早期人们发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当给工人涨工资,他们反而会降低生产效率,因为他们不用干那么辛苦就可以保持同样的收入水平。马克斯·韦伯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里说,现代这种拼命工作并且忽视物质享受的风气、这种对“勤奋和锐意进取”的鼓励根本不是来自人的本性,而是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的构建。从一个相当不牢固的基本假设出发,追求一个近乎虚幻的目标(“效率”)而无视明摆在眼前的不公正与苦难,经济学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斯蒂格利茨的《 不平等的代价 》展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应有的能力与良知。这本书可以说是在为所有左翼提供弹药,通过列举美国自里根时代以来日益严重的不公正现象及其后果,逐一戳穿右翼常用的幌子。归根到底,亚当·斯密理想中的“所有人境遇都得到改善”的古典经济学乌托邦是不会自动出现的,即使是在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这时你就总会面临一个选择:为谁的利益而战?已经拥有资源的在上者,还是受剥削受苦难的在下者。斯蒂格利茨让我们看到,自私的、唯利是图的选择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有这么一个笑话:当我给穷人食物,他们说我是圣徒;当我问穷人为何没食物,他们说我是共产党。一旦开始关心那些穷困的人,连 教皇都被说成马克思主义者 。向左走,真是很必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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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破万卷 为目的开始的“一年读五十本书”计划,正经地在豆瓣上跟踪记录已经三年了。仍然不断地听到有人很担心地问:没有那么多时间读书怎么办?读书太快太追求速度不好吧?嗯,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直接认识的几个朋友,忙着各自不同的工作,共同之处是都读完了至少50本书。这大概可以印证一句老话:时间它就像乳沟,不管是谁,只要使劲挤就一定会有的~

郑晔 ,老程序员,工作什么的放一边不说,去年翻译了一本书,做了一个 获奖的开源软件 ,还生了个娃。读书:52本。

彭萦 ,心理咨询师,创业者,去年做了一个 挺不错的微信公众账号 ,开了一个 专栏 ,做了一个果汁品牌,然后又去折腾新的事业了。读书:114本。

李林 ,华为中层领导,去年忙着管理上百人的团队,伺候全世界用户量最大的客户,内部做过程改进。读书:50冒头。

梁越 ,年轻程序员,去年先伺候外国客户然后出差伺候中国客户,同时忙着帮男朋友装修房子准备结婚。读书:112本。

无颜 ,房地产公司市场专员,去年忙着跟政府官员打交道做宣传。读书:76本。

嗯,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想说,其实对于在工作的人,平均一周顶多也就读个一两本书,还远远达不到“太快”、“太多”的程度——想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快”么?来看个职业读书人吧:全都是风 ,研究历史的博士后,去年忙着战胜自己的拖延症写论文。读书:192本。梁越君经常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一年才能读五六十本书,一定得慎重选书,能不看的就不要看了……

所以……结论吧:一年读五十本书,谁都能做到,只要你真的想做。有很多真的很忙的人都可以做到,你也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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